【党史学习教育专栏】广东红色“物”语|中共三大宣言：轰轰烈烈大革命从广州启幕

1923年5月，为推动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广州。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6月19日，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来源：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

一件红色文物

中共三大宣言

 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国民革命”口号

中共三大是唯一一次在广州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与会代表至少有40名，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参加了大会。九天的会议中，代表听取和讨论了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的报告，决定了国共合作的方式问题，通过了13个文件决议，选举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

宣言于大会的第八天获得通过。

1923年6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刊载于广州发行的《向导》周报（第三十期）。7月，宣言由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印行。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讲解员为现场嘉宾讲述中共三大代表的故事。（摄影：苏俊杰）

一个红色史迹

中共三大会址

代表五六人合住一间房，睡的是长凳搭起的木板床

2006年7月1日，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正式开放。今天同属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这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除了会址建筑遗址，也包括了附近的中共中央机关旧址春园，以及简园、逵园。

市民参观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来源：苏俊杰）

中共三大的会期是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但早在3月26日，陈独秀就来到了广州。4月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到了。5月初，毛泽东、李大钊、蔡和森、向警予等从上海抵达。他们均住在东山新河浦24号春园。这里成为中共中央办公所在地。

当时的春园，周围房子很少，门前是新河浦路，北面临近有荷花塘。今天的新河浦一带是繁华旺地，但在当时开发时间尚短，仍属广州相对不引人注目的地方，比较安全。至于开会的会址，广东区委负责人谭平山、刘尔嵩、阮啸仙等出于党的经费有限和安全考虑，决定就在春园的后面几十米处，租下一栋两层楼的普通民居。地址是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也就是现在的恤孤院路3号。三大代表徐梅坤说，每次会后常见毛泽东、马林、张太雷、谭平山、瞿秋白等沿恤孤院路向南直走，转弯便到春园，“我有时散步到此（春园），往往挥手向楼上代表们打招呼”。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内浮雕。（摄影：黎旭阳）

徐梅坤说，三大会址是“在空旷地上独立的一座二层楼，左右没有屋舍毗邻。地势比街边稍高，雨天时能见雨水北流。”虽然是砖木结构的普通居民住宅，但“给我们的印象是很高的，约6米有多，第一层约3米，楼上也有3米。（房）屋的平面近于方形。屋顶从侧看成‘人’字形，以普通民用的辘筒瓦造上盖，记得没有玻璃明瓦。正面屋檐没有栏杆，伸前平遮楼上的走廊，廊不很宽，廊边才有围栏，记得是砖砌平直通窗组成，里外通透，栏面铺上阶砖。屋内南边一间有门出走廊，装单扇门，门向外推，平时是不开的。地下门前的走廊则稍宽些，下雨时不会受雨淋”。

房子的一层一部分作为会场，二楼供会议代表住宿。代表们的生活很朴素。当时请了两个广东人（一男一女）煮饭，代表们也常帮厨洗菜、切菜。楼上南、北两间都住代表，北边一间住二三人，南边一间约住五六人。代表睡的是木板床，其实就是两张长凳架上两块床板，挂一床黄麻布蚊帐。床铺、桌子都是借来的。房子很旧，也没有电灯。条件相当清苦。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教授曾庆榴指出，大革命时期，广州是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更值得注意的是，被总结为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在当时的广州已开始实践，并且取得了成果，积累了经验。

徐海坤（来源：广州日报）

一位红色人物

徐梅坤

近80岁请缨来穗找寻革命故园

1938年，三大会址被日本的飞机炸毁，新中国成立以后又在原处修建了平房，旧貌已不复存在。所以会址究竟在哪里，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个谜。在解决这个问题上起到关键作用的，正是三大代表、当时的江浙区委书记徐梅坤。

徐梅坤是浙江省萧山长山镇（今属杭州市萧山区新街街道）人。五四运动时期，受新思潮影响，领导开展工人罢工斗争，1921年底回乡参加农民运动，失败后到上海，成为上海光明印刷厂的排字工人。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三大被选为中央候补执委。1927年7月，徐梅坤奉命到宁波、余姚、定海等地组织武装斗争，在搭乘浙江余姚至绍兴的汽车时被暗探跟上，于萧山家中被捕，在狱中被关了7年零7个月，后由于失去组织联系而脱党。1954年11月，他给党中央写信要求恢复党籍。1981年6月8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已88岁高龄的徐梅坤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徐梅坤在北京逝世，享年104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国务院参事室工作的徐梅坤写信给广州有关部门，提供了三大会议位于“东山恤孤院路”的线索，并于1958年来寻找会址，但没有找到。197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之际，他又写信给广州有关部门，希望能来广州寻访会址。

当时的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调查小组，从中央档案馆复制了三大的档案资料，先后访问了15位革命老人和广州东山区的19位老居民，于1972年3月又访问了武汉大学的教授、原中共三大代表罗章龙（后改名罗仲言），但还是无法确定会址的位置。于是1972年10月，徐梅坤第二次来到广州。三大时，他正当而立，此时，已是将要80岁的老人了。

徐梅坤来到东山新河浦、恤孤院路一带，发现景观已大为不同，令他一时也难以辨认。直到有一天，他突然看到前面有一栋叫“逵园”的房子，房顶有个“1922”的字样，马上说，想起来了！当年开会就是在这栋房子的前面，是一个小房子，两层楼。他回过头来一看，又说，不对呀，“1922”的这个房子，对面怎么是平房呢？实际上，这是当时在被炸毁的会址老地皮上建起的一个存放建筑材料的临时仓库。广州市档案馆里收藏的1923年8月19日绘制的《四区二分署恤孤院后街图》，清楚地表明距逵园的正南面17.6英尺，原有一幢门牌号为31号、坐西向东的独立房子。

出席三大的许多代表不是本地人，对东山一带不熟悉，这“1922”正是他们的路标。徐梅坤回忆，开会时从窗户望出去，经常能看到青年学生们在逵园里进进出出。东边不远则是时任大元帅大本营建设部长谭延闿的官邸“简园”。

2006年，广州文物考古部门在恤孤院路展开考古发掘。发掘的建筑基址的位置和平面布局，佐证了徐梅坤的说法及相关文献记载，可知三大会址主体建筑基址约105平方米，侧院约20平方米。至此，中共三大会址准确平面最终确定下来。（转自 学习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