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顽固分子制造了莘县事变、杀害吕世隆同志之后，即委任魏履坤为莘县县长兼保安大队长，马金璧因为事变有功，被升为保安大队副大队长。他们在城内制造白色恐怖，搜查、逮捕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但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敌人的气焰所吓倒，他们重新会集起来，开始了新的战斗。事变的当天，王惠卿从农会扛走两支长枪，随社训队出了城；张炳元、訾修林被敌人扣押，经党的多方营救和慑于张炳元在群众中的极高威望，敌人不得不把他们释放；教育科长苏群被藏在南街工友家里3天，夜晚缒下城墙逃脱。张炳元起草了《告鲁西北同胞书》，油印后广为张贴散发，揭露国民党顽固分子破坏抗战的罪行，号召鲁西北和莘县人民行动起来，为范筑先司令报仇，为吕世隆县长报仇，打退日军和国民党顽固分子的进攻。

自范筑先将军殉国、吕世隆牺牲、十支队河店战斗失利后，鲁西北的抗日斗争形势变得十分危急。这时候，日军向华北继续增兵，加强了对华北军民的进攻。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分子王金祥拉拢范筑先部的第二、二十一、二十二、三十三支队残部，编成国民党山东省第六、八、九保安旅，盘踞于朝城、寿张、范县、阳谷、观城五县交界处。齐子修收拢第四、十九、二十九等支队残部，编为国民党山东省保安第七、十一两个旅，占据寿张一带。馆陶王来贤的民军第一路，也与王金祥勾结起来。他们在张秋召开军事会议，阴谋消灭十支队，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挤出鲁西北。这样，在鲁西北形成了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夹击的态势。

在这种极其严峻的形势下，中共鲁西特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形势，研究对策。会议认为，鲁西北的抗战形势已到了严重关头，共产党必须担负起抗战的历史重任，领导权决不能落在国民党顽固派之手。会议决定十支队机枪营仍留在冠县、馆陶、邱县一带，在中共鲁西特委的领导下，背靠八路军主力部队，凭借卫河之险，坚持鲁西北的平原抗日游击战争。

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等地学习的数十名鲁西北干部，奉党中央的指示，迅速返回鲁西北。1938年12月，刘伯承、邓小平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率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主力和抗日先遣支队到达冀南南宫、威县、邱县和鲁西北的馆陶、冠县、朝城一带，派李聚奎为司令员兼政委、王幼平为政治部主任，到鲁西北组建一二九师抗日先遣纵队。这给在日伪顽夹击下的鲁西北地方党及十支队以巨大支持和鼓舞。

1938年12月14日，陈赓率六八八团进抵张鲁集。这是莘县人民第一次见到八路军主力部队。

六八八团到达张鲁集时，没有直接进村。部队集合于南关外杨家坟园，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和《八路军军歌》。部队还派出宣传员，在村内围子墙、砖墙上刷写醒目的标语：“军民一家”“团结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到底”“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等等。

部队原计划驻扎在张鲁集，并做短暂休整，继续扩大政治影响，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但陈赓了解到张鲁集是一个回族聚集区，军中带有群众慰问的猪肉，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遂改变计划，把驻地改为张鲁西面的北小丈、营头、化庄等村。

六八八团整齐的军容，严明的纪律，旺盛的士气，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官兵一致、军民一家的作风，与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兵匪一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张鲁集的广大群众，包括“阿訇”“乡老”“掌教”等无不对共产党八路军发出由衷的赞叹。

陈赓率六八八团挥师北上，在馆陶击溃了王来贤部，在曲周县香城固全歼日军一个机械化加强中队，沉重打击了日伪顽的嚣张气焰，给鲁西北地方党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一二九师驰援鲁西北的同时，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奉党中央的命令，率师直和三四三旅六八六团从晋西出发，挺进冀鲁豫，活动的范围达到观城和朝城南部。1939年3月在观城东部的玉皇庙与“扫荡”日军激战，歼日军30余人。该部六八六团，由杨勇任团长兼政委，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驰骋在梁山、郓城、鄄城、观城一带，成为冀鲁豫边区人民抗战的支柱。

在主力部队的支持和上级党委的领导下，1938年12月，中共莘县县委重新建立，王惠卿为书记，白璞为副书记，张英、杜澄、赵仁山为县委委员。新建立的县委活动在冠莘交界处，一边抓党的组织恢复，一边抓武装建设。他们组织力量，首先处决了叛徒王梦周、马兴堂等。在莘县事变中，王梦周出卖了吕世隆同志，马兴堂参与了叛乱，还在城东门卸下了訾修林的匣枪。县委从莘县事变血的教训中明白了建立武装的重要。不长时间，集中了一支80多人的队伍。这时，以李聚奎为司令员兼政委的一二九师抗日先遣纵队建立，莘县县委建立的这支队伍便被称为先遣纵队第一游击大队，以县委书记王惠卿为大队长。接着十支队改编为筑先纵队。

1939年2月，农历的腊月三十下午，人们正忙着过年，日伪军向莘县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1000多日军分乘80多辆汽车和铁甲车，从马桥突入莘县境内，紧随其后的有刘仙洲为司令的汉奸队。刚刚组建的先遣纵队第一游击大队，正驻在马桥一带。看到那么多气势汹汹的鬼子，有的人扔下枪便跑，结果还未与敌人交手，士兵便跑了大半。王惠卿带余部向先遣纵队靠拢，王幼平没有批评他，反而安慰他：“没打过仗的新兵都是这个样子，不打几仗，战斗力是不会提高的。再说，过几个月，青纱帐就起来了，正是我们打游击的好时候。回去好好组织队伍，继续干。”在先纵首长的支持下，王惠卿重新组织起部队，先纵又派了部分有战斗经验的政工人员和军事干部，组建了抗日先遣纵队第六游击大队，辖一个中队，60多人枪，中队长王森，指导员贾鲁峰。

与共产党人不屈不挠地组织武装进行抗日斗争相对照的是国民党县保安大队。这支名为莘县保安大队的部队，既不保境，也不安民，得知日军向莘县进攻，还没望见日军的踪影，就放弃县城，逃到城南的枣棵一带。把莘县城拱手让给了日伪军。

腊月三十向莘县进攻的日军在城西赵官目一带和南撤的国民党十军团教导总队遭遇。该教导总队所属之干部大队、学兵大队和政工大队，枪支甚少，还有部分伤兵，缺乏战斗力。在日军汽车、铁甲车和轻重机枪的追击下，该部死伤惨重。日军追到李楼村，杀害群众11人，仅李运申一家就被杀6人。犯下了累累罪行。适在此时，陈赓率部进驻山堂的肖郭庄，闻讯后，即命七七一团占领阵地，掩护十军团教导总队撤退。日军不知虚实，转而占据莘县城。随后，大批日军继续南进，日军一个中队和伪军刘仙洲部留下，建立了日军司令部和伪县政府，刘仙洲为伪县长。从此，莘县开始了长达5年之久的日伪统治。

大批日军南下无暇北顾，刘仙洲立足未稳，羽翼未丰，顽军王金祥部被阻于朝城以南地区，八路军先遣纵队、筑先纵队频频出击，不断给外出扫荡抢粮的敌人以重大打击，为莘县革命力量的大发展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中共莘县县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大力开展工作，创建了莘北、莘西北抗日根据地。一是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他们联络党员，恢复了一批老支部，建立了一批新支部，建立了各区区委；二是建立政权。1939年9月，在二区的柴庄建立了莘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郭澄之，后为鲍廷干，接着建立各区抗日区公所。莘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标志着莘县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三是建立武装。他们收集民间枪支，扩大抗日队伍，使先遣纵队第六游击大队在原有一个中队的基础上，又扩建两个中队，县长郭澄之兼任大队长，蒋省三任副大队长，王陵为教导员，总兵力120余人。后又建立莘县游击营，王惠卿兼任营长，贾鲁峰任教导员，辖4个中队，二百五六十人。这两支地方武装，成为建设抗日根据地的中坚力量。四是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开展多种形式的对敌斗争，撤传单、贴布告、锯电线、破公路、除奸捉特等等。工作的重点放在北部西北部的二、三、四区。因为这一带离县城和敌人的中心据点较远，与冠南、堂邑、朝北接壤，党的工作基础较好。二区区委书记杨立功、组织委员徐广文、宣传委员张玉书，昼伏夜出，积极工作，在不长时间内新建了枣棵杨、大杨家、楚家、郭家、贾庄等村的党支部，恢复了马桥、马菜园、潘庄、姬家、三门、冯海、曹屯、辛张等村的党支部。他们发动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张贴散发反映全国抗战局势、动员人民群众抗战的传单，利用隐蔽工作的有利条件为我军送情报，活捉了二区封建顽固势力的头子、民团团长周发皋等。他们还遵照县委指示，展开破击战，十几个村同时动手，一夜之间，在十几里长的路段上，把从堂邑到莘县的电话线剪断，电杆锯倒，切断了敌人的电话联系。

这一切斗争，使刘仙洲羞恼成怒。1939年7月，刘仙洲派出部队，依照事前侦察拟定的黑名单，对莘北的抗日积极分子下了毒手。敌人马队在前，步兵在后，半夜出发，天不亮进村，实施突然袭击，逮捕了张玉书、徐广文，王惠卿、孙超、王月波不在家，便烧了孙超、王月波家的房子，抓走了王惠卿的弟弟和王月波的父亲。抓捕杨立功的汉奸，经过曹屯村时，马被陷进淤泥，耽误了时间，赶到枣棵杨村时，天已大亮，杨立功已离家出走。在群众称之为“阎王殿”的莘县日军司令部里，敌人对张玉书、徐广文施尽了各种酷刑，二人坚贞不屈，拒不透露党的任何秘密。敌人无计可施，残忍地将二人杀害。

在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军政军民的密切合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军队依靠地方党组织的配合，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战斗的胜利，扩大了我军的影响，推动了根据地的建设。先遣纵队、筑先纵队乘日军立足未稳，主动出击，在莘县境内接连打了几个胜仗：

拔掉莘县二、三区伪区部。1939年7月，筑先纵队决定拔掉敌人设在姬家和燕店的二、三区伪区部，斩断敌人伸向莘北莘西北根据地的两只魔爪。战前，姬家和燕店支部的姬洪九、王月波等同志详细地画好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地形图，又亲自为部队引路，一夜之间，同时端掉了两个伪区部，生俘伪军60余人。

俎店战斗。1939年秋，聊城、莘县、冠县、阳谷日伪军联合向根据地扫荡。筑先纵队二营在俎店与100多名日军和莘县出动的伪军遭遇，敌人向二营发起进攻，遭到二营指战员的顽强抗击。此时，由赵健民任营长的三营迅速增援，在俎店街里与日伪展开血战，二营三营里外夹击，很快将敌人击溃。日伪军狼狈向莘县逃跑。此战，毙伤日伪军150余人，俘30余人，缴获战马10余匹。

魏庄战斗。1939年12月12日，莘县日伪军200余人，其中日军70余人，伪军130余人，携带迫击炮l门，轻重机枪各一挺，另有两辆马车拉着弹药，向莘西北根据地进犯、抢掠。在先遣纵队司令员李聚奎的统一指挥下，我军两个营先敌占据了魏庄、崔马固等村围寨，莘县游击大队埋伏于崔马固东北、魏庄以南的地域。当敌人进入魏庄村南时，遭到我军迎头狙击，被包围压缩于魏庄西南一片洼地里。太阳快落山时，我军在周围群众的支援下，向敌人发起攻击。战斗一直持续到深夜，毙日军60余人，毙伤伪军60余人。残敌在汉奸带领下，于午夜逃脱。

富余集战斗。1940年1月6日夜，冠县、聊城日伪军向冠南进犯，并深入到朝北扫荡，把西田庄村共产党员王鲁光的哥哥王建钦等4名抗日积极分子抓走杀害。筑先纵队机枪营在富余集村巧妙设伏，利用沙丘、树林的有利地形，给回撤冠县的敌人以突然打击，毙伤日伪军200余人，取得了伏击战斗的重大胜利。

一连串战斗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体军民的斗争意志，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政府的威望，推动了根据地建设和各项抗日活动的开展，改造地形，拆桥破路，打狗藏粮，建立各种抗日群众站岗放哨，盘查行人等几项工作迅速开展。莘县北部成为较为巩固的根据地。

在莘县抗日力量蓬勃发展的同时，我党在朝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转自 学习强国 排版 王一琛）

中共鲁西北地委旧址